国内和国际NGO的合作：需要“和而不同”
2008-04-08 14:43:08 作者： 来源： 公益时报 浏览次数： 0 文字大小：【 大】【 中】【 小】 关键字：
3月11日，本报刊登了《恼人的Tea Break(茶歇)》一文后，国际基金会的负责人熊女士主动约请记者，针对文中卫先生站在草根NGO立场，谈论国际基金会一些问题的观点，从一个国际基金会管理者的角度，并根据她在中国开展工作十多年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只有好的沟通，才可能有好的合作。本报对熊女士的观点采访整理后，同样予以登载。若国际和国内的NGO，都能以此次的一场小辩论为契机来反思自己，尊重对方，以契约为保障，以宽容为辅助，相信双方在合作路上的牵绊要少一些。
若能促使双方在实际工作中也能坦诚交流，优势互补，能够更好地合作，以共同推动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更是本文记者所乐见。
认为没有系统性是误解
我相信每个基金会都有对于自己所关注领域的分析，认为基金会的工作没有系统性，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沟通上的误解，是看问题角度和视野的不同。
比如，有的基金会在中国主要关注农村健康项目。如果有本土机构在向其申请附带有教育项目的资助，却没有申请到时，就有可能说，在目前的中国，教育问题非常严重，这个基金会怎么可以只关心局部的健康问题？还会觉得这个基金会对中国农村问题不了解，没有做整体的研究分析。从他的角度这样来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基金会的项目不可能包罗万象，每个基金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基金会又不是联合国，联合国也不可能什么都做。所谓整体的定位和分析都是相对于什么样的视野和角度而言。
本土的伙伴对基金会有这样的误解，基金会需要和伙伴加强沟通。当然，这种讨论、沟通，整体的策划，分析，需要付出人力和资源的代价。但是再怎么沟通，基金会和合作伙伴的分析定位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我反而认为，正是因为双方不是完全的重合，双方有差异，在视野、策略、能力、地点、角度上有差异，才需要互补和合作。
周期需要双方的磨合
至于双方对资助周期的预期不同，这也是一个相互配合的问题。基金会有自己内部的制度和周期性，伙伴也有自己的周期，这个周期需要双方的磨合。没有谁对谁错，具体问题，具体的来分析。
以救灾为例。比如雪灾降临时，基金会需要做紧急救援，希望在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内可以完成。如果当地的伙伴说，我从来只做五年项目的救灾，一次性的救灾我们不做。如果是这样就没有谁对谁错。想做五年救灾项目的，只能去申请长期的，也许会有这种雪灾项目。但是，有的基金会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在什么地方做，这是大家工作不同的角度和手法。
不要说两个机构不一样，两个人都不一样。一个人每天都在计划五年内地事情，另外一个人每天都在计划一周内的事情，难道你能说没有做五年发展规划的人就是错吗？如果要合作，那就看大家共通和互补的地方在哪里。
不协调非基金会独有
基金会，特别是比较大的基金会，无论何种方式的协调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种协调还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的成本。基金会内部如何协调沟通的问题，需要来改善，但不会有绝对完美的方案。如果一个基金会非常透明和公开，将所有员工的关键议题和行踪都放在互联网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员工未必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
这种内部的沟通不协调，并非基金会本身所特有。包括企业和政府，如果工作的地域、领域、团队人数到了一定的程度，如何进行内部的沟通交流和内部的协调？无论是基金会还是其他的任何组织，都会面临这种问题。同样，即使是本土NGO做的很多活动，只要足够大，也会有很多协调问题。
不要为了协调而协调
基金会之间的沟通协调，比一个基金会内部的协调沟通的难度更大。在中国，很多基金发展的时间还不长，面临合法地位缺失等问题，基金会之间信息交流的平台也不完善。不过，互不协调的不仅仅是基金会之间，本土NGO之间是不是很协调呢？
基金会之间需要协调。但是也要看协调目的是为了什么。有的基金会每天参加很多会议，但是这样的协调并不等同于就是达到了基金会所追求的工作目标。在北京经常有很多NGO的研讨会，如果来来去去都是那个小圈子的人，这样协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什么，是为了协调而协调吗？还是遇到需要协调的情况才去协调，建立比较完善的协调机制呢？
基金会尤其是在中国开展工作时，开展工作的空间，领域，议题都非常多，适当的协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协调不是为了开很多协调会、研讨会。
基金会宣传其实太少
不排除个别基金会以宣传公关为主要任务。希望这样的基金会将宣传只是作为他的一个手法，但不是惟一的手法。
另外，我反而要强调，在对NGO，尤其是对国际的基金会存在着众多误解的前提下，应该鼓励更多NGO向媒体，向政府，向公众来介绍他们的工作。我认为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基金会不是宣传太多了，而是宣传太少了。
基金会是否以宣传与否作为资助本土NGO的条件，我认为无可厚非。关键是看所宣传的内容是否真实。如果真实，作为宣传，为什么不妥当？如果是真实的，我不觉得有什么错。
当然，在合作双方共同认可的基础上才可能这样，如果一方不想宣传，也有他的道理。每个机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工作手法，我觉得是正常的。
基金会不以花钱为目的
基金会的预算是为了指导当年的工作。基金会不是以花钱作为生存的目的。花钱是最容易的事情，关键是花钱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基金会为来年的灾害项目预算1千万，很幸运的是来年没有遇到灾害；或者，灾害中，国家承担了大部分资金，这就没必要花掉1千万。
但是如果基金会每年都筹款1亿，连续十年，实际只花了一半，这就是不合理的预算。要自我反省。
我所在的机构，去年时的预算还没花完，但我还是否决了几个项目建议书。因为不符合目标。
参与式也是“拉家常”
我不觉得Tea Break有什么问题。Tea Break不一定就是基金会带进来，学术的研讨会，企业的会议，都会有Tea Break。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多样的文化和氛围。Tea Break强调了一种会议的平等的沟通和互动。这种方式总比中国传统没有互动会议模式好得多。
参与式无非是毛泽东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什么词汇不是关键。关键是决定问题的时候，弱势群体是否参与了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讨论。如果觉得将参与式改成“龙门阵”是个好主意，那也要容忍别人认为“拉家常”也是个好主意。我自己也觉得参与式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是不应该纠缠于这个名字本身。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企业还是NGO，有一些好的方法，都体现了人类共通的原则和价值观。是不是来自于西方，是否由基金会带来不重要。不要认为是西方来的就要排斥。泼脏水，不要把孩子一起泼走。
NGO也需要契约精神
国际基金会和本土NGO在吸收人才时都面临困难，这是NGO和国际基金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本土NGO的人才向国际基金会流动的情况确实存在，基金会的优势很明显。但这也是人才流动的一个通道，只要他们都还在NGO这个领域里，不管在哪工作，都是为公民社会服务。也有国际基金会的人才单独成立了NGO，甚至成为本土NGO的董事，这是平等的流动。
至于基金会和本土NGO的合作，肯定要平等。本土机构对基金会也是双向的选择，本土机构也可以不要基金会的钱。肯定不是所有基金会的钱都要接受，他要有自己的选择。要考虑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工作手法等等。基金会资助草根NGO不可能没有标准，也不可能对不同的NGO采用不同的标准。尽量在运作的方法上大家相互调整适应。而不是说，你给我钱做项目就可，你管我那么多干嘛？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来进行约束，这是双方情愿的。双方合作时都要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不是说是控制谁，谁不平等。
对不起，我也要引用一下来自于西方的东西，“契约精神”，人和人之间有契约精神，人和政府之间有契约精神，人和企业之间有契约精神，企业和企业之间有契约精神，同样，基金会和本土NGO之间也要有契约精神。(本报记者 徐 辉)
附：
恼人的Tea Break（茶歇）
■ 徐 辉
卫先生最近很郁闷。
本来和一个国际NGO谈好了一个合作五年期的项目，然而，对方却变卦了：让卫先生所在的机构F只负责其中一个期限只有几个月的小项目——机构在项目中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
为了这个项目，卫先生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实地调查到接待资助方的考察；从写项目建议书到相关人员配备，可谓煞费苦心。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也许事情还会有转机，卫先生相信自己机构在这个领域和地域的专业性。正是因为也许还有一丝进一步合作的希望，卫先生不愿意记者写出自己和机构的真实名字及对方机构的名字。在郁闷中，卫先生开始了思考：国际NGO在中国的一些工作方式是不是需要改正？记者和卫先生通了电话，在电话中，他诉说了通过工作接触，所形成的对国际NGO的一些看法。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项目是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时间，需要综合考虑比如说，做河流治理，通常都会认为就是修修河堤，掏掏淤泥，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河流自己是不产生污染的，污染源都来自岸上，都是人类活动所影响。不从根源上入后，不解决人的发展观问题，河流治理和保护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有位专家针对时下的治河风说过这么句话，治河不治流，等于打假球。还有，我们做河流评估，河流在丰水期时，水会比较充裕；贫水期时，水资源会比较紧张；还有枯水期。要对河流做一个客观的衡量体系，最起码有一个一年的周期，最好是三到五年。这样得出来的结果才会相对客观公正。但是很多基金会发出来的项目，好的一到两年，一般都只有几个月的工作周期。
同一个基金会内部，项目和项目之间互相不交叉，不合作。分管教育项目的，只管教育项目；分管环境项目的，只负责环境。我们在寻找资金时就会觉得疲于奔命，在不同的项目官员之间奔走。如果问一些与项目官员所负责的工作范围无关的事情，对方会很抱歉：对不起，我不是负责这个方面的事情，不好干预别人的工作。这样特别像政府。政府现在还在提“大部制”改革呢。我始终不明白，那么多年了，基金会还在坚定地走着这种道路。如果能通盘考虑，可能效果会更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项目官员彼此不通气，这是有问题的，基金会需要更综合性的人才。
基金会和基金会之间也是互不通气。就像是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有环保局，去做环保示范村，会忽略了生产；农委搞农业生产，拼命鼓励农民发展养殖业、现代化农业，代价是不管农药化肥，不管环境污染；建委只负责把房子修得很漂亮，至于资源怎么循环利用，也是不考虑的。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利益。我希望基金会之间能够互相合作。
举个例子，比如有的基金会，鼓励大家养牛，那“牛屁股”问题谁来解决？如果项目不配合沼气，养牛的密度越大，问题越多。很多养殖业，都是这个问题。养殖业容量一大，谁为环境埋单？扶贫机构在扶贫的时候，能不能把环境也考虑进去？扶贫又是否有助于公平？是否有公正系统的评估？
政府在变，为什么NGO不能变？基金会在目前中国社会复杂多元的情况下，能不能更系统地考虑问题。项目和项目之间，基金会和基金会之间，互相不合作，不觉得很浪费？尤其是这是捐款人的钱。政府浪费钱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何况是捐款人的钱？
做项目是为了宣传？
感觉到很多国际NGO在给资金时，像政府，很功利。给钱，必须要达到什么目的，甚至包括与项目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的目的。比如，要达到宣传目标。企业做公益事业需要回报，有这种目标可以理解。（国际）NGO是来做事情的，目标和功利性那么强，我们感觉事情比较难做。
资助方可以对我们的项目内容提出要求，但若还要附加让我们请媒体宣传，这对草根NGO来说，是不平等的。况且，很多边缘地区的NGO也做不到，怎么可能要求一个乡村级的NGO请来省级的媒体？媒体又不是做公益的。当然，让媒体参加也没错。毕竟他们的参与也是公众参与的一部分。但基金会更应该看重项目的意义，不要将请媒体做宣传作为资助草根的前提条件。
如果项目做得很好，很扎实，媒体自然会跟踪报道。但作为得到资助的前提，必须要宣传，会本末倒置。国际NGO究竟是为了扬名，还是为了到中国做有意义的事情？国际NGO的项目启动仪式非要像模像样，关心的是有多少家媒体来参与，好像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为谁服务都不重要了。这种手段让我很不舒服。另外，这种要求也会让草根NGO变得虚荣浮躁不扎实，会自我膨胀。
有的企业，像微软，反而做得很好。微软在和北京的某个草根机构合作时，只是强调把项目做好就可以。
为何要浪费资金？
国际NGO的资金在一定时间内需要花完，如果不能花完，会得到处分。项目预算过大很有可能发生。如果一定把花完，会造成浪费。给我的印象是，很多国际机构的钱用不完，用不到点子上。
我前几天去了一趟柬埔寨，很多国际机构的问题也被诟病。办公室，车辆豪华，这都是用捐款人的钱。做一丁点的事情，成本就这么大，我总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需要茶歇吗？
Tea Break是很不好的毛病。我们中国的NGO不仅学会了问题树、参与式方法、资源图，我们还学会了Tea Break，对国外的东西全盘接收。中国人也喝茶，但中国人不会在上班时间专门拿出30分钟喝茶。
如果有外国人来，我们可以尊重外国人的习惯。今天下午，一个国际机构负责人约我见面。可他老板提出要喝茶，我大为赞赏。我们来到一家茶馆，我推荐喝当地的茶。这不仅提倡了在当地消费，还能更好地认识当地，拉动当地经济。最荒唐的是，在中国的一个城市开国际会议，会桌上摆放的是“依云”矿泉水，这是有问题的。不能认为我是国际机构，所以在中国开会的时候，我就要摆“依云”矿泉水，这是很糟糕的。
在国际机构引进的工作方法上，难道非要用问题树、资源图、参与式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摆龙门阵”就不是参与社区调查的方法了？相反，用这种方法老百姓听得更清楚。总是在提“问题树”，农民也总是在问什么是问题树。
以前我们是模仿别人，到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成熟一点，可以说不，可以说我们自己的东西？
合作能不能平等和可持续？
希望基金会能真正坐下来，和草根NGO平等地讨论我们一起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也就是资助方不仅仅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被资助方的需要。能够为草根考虑，做全方位的规划。如果被资助方功利，资助方还应该指出对方的问题。（草根）NGO做事情希望能够可持续，不是今天开门，明天关门。
我们肯定和国际NGO学到很多东西，但也希望NGO能去做更多的反思，包括国际NGO为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国际机构培养的人到我们机构工作，综合能力不够。我们培养的优秀人才在向国际机构流动，有没有国际机构的人才往草根流？流动应该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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