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否为中国NGO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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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未眠。四川地震第二天，希望工程的创意人、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上网搜索日本阪神地震和台湾9·21地震的信息。
他发现，1995年阪神大地震是日本NGO成长的一个里程碑——在最初的两个月内有100万人，在12个月内累计有135万多志愿者参加救援，在日本救灾史上被称为“志愿者元年”。而在1999年之前，中国台湾没多少人关注志愿者和NGO，在9·21之后，台湾被称为“志工岛”。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伴随着一次8.0级大地震到来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慈善总动员，全国的慈善基金、民间组织、普通公众史无前例地积极行动起来，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2008年，自5月12日之后，会成为中国的NGO元年吗？
徐永光很乐观：“在一个常态社会，政府是强势的，NGO似乎可有可无。但是灾难来临的非常态社会，NGO一定是可以发挥作用，帮政府排忧解难的——灾难反倒是NGO发育成熟的一个非常时机。”
李连杰带着物资、心理医生和审计师到了前线，他告诉《中国企业家》，壹基金成立一年来遇上了5次天灾，最大的经验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一定要配合政府做一些盲点工作。”他形象地把善款称为“炸弹”，“如果你不能有效完成所有重托，你会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
这也许是灾难留下的一个“遗产”：地震为NGO带来了活力，也在严格检验它们；给官方慈善机构增添了压力，迫使它们更加开放、透明和问责。已有分析家开始辩论，是否会产生政治上的“余震”，给予民间组织更多的空间。一位网友说：“痛定思痛之后，中国商界和政府能否借团结奋进的氛围，切实推进一种更市场化、更持久的慈善机制建设呢？”
然而，“灾难激发了民间的志愿性和参与的热情，但是它能不能形成一个现实？随着灾情缓解、重建开始，NGO会更多地参与，还是反而逐渐退出？我觉得现在还说不好。”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
“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大学NG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说，“如果这次NGO在灾难中没有经受住专业和道德舆论的考验，中国NGO的发展反倒可能有一个大的后退。”
各界对善款使用和流向的关注，已经随着捐款额一同上升。截至5月26日12时，国内外捐赠款物总计308.76亿元，实际到账230.20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90.54亿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向《中国企业家》承认，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整个红十字系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受捐款最迅猛的一次。针对公众的质疑——从“网易变更捐赠合作方”到“万元帐篷”事件，处于风口浪尖的红会做了一些妥协，不收取任何管理费用(国际惯例是10%)。王汝鹏解释说：“捐赠大部分用于灾后重建，使用有个滞后的过程。”
足球记者李承鹏在博客上提了一个建议：“中国慈善能不能在技术操作方面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无数的人们想参与救援，但从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难以完整组合他们，为什么不能建立更多的国家授权的慈善平台？美国有无数私人慈善机构……”
“没有什么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说。当我们擦干眼泪，重拾理性，应该承认：四川大地震给所有中国人上了一堂“灾难管理”课。南怀瑾说：“以血和生命的教训，对中国人完成了一次精神重建。”
光明天使基金理事长杨福梅在美国生活过40多年，“看到的都是人家说中国不好的东西，就算李安，所谓‘中国梦’，也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她参加过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工作，知道奥运会就是一个生意，一个月之后大家都忘了，而且花的钱一定能赚回来。“但是，这次地震，中国的收获一定比奥运会还要大——这件事情才启发了人性的爱，启发了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爱心，这才是无价的，这才叫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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