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建设的条件与契机
2008-06-04 18:02:17 作者： 来源： 中国经营报 浏览次数： 0 文字大小：【 大】【 中】【 小】 地震灾难尚未过去，抗震救灾仍在继续，但至今为止，中国人民和政府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和精神面貌，开始让许多人看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并对社会建设的前景抱有信心。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的发育和发展离不开四方面的条件，一是个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源，在独立生活的基础上，可以自主安排参与公共生活；二是国家提供合法空间，允许个人的这种自主安排；三是个人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包括社会责任心，能够为每个人把自有资源用于合乎公共需要的场合，提供足够的动力；四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引下，合作共事，形成足以改变生活的合力。地震前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四方面条件正逐渐成熟。
按照地震发生之后四方面条件渐次显现的顺序来看，最早露出端倪的是全社会空前一致的价值观。地震灾区的民众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近乎本能地展现了超越肉体生存的价值追求，背后都有一种不计个人利害地抵御自然灾害，尽个人最大努力来延续美好事物的观念支撑。这种观念不但本身是崇高的，而且对于社会发育具有极端重要的动力学价值，因为区别于市场以利润为逻辑和政府以法定责任为逻辑，公民社会就靠个人的责任意识，靠个人为改变世界、美化世界而做出的努力来运作。在这一点上，灾区民众与各地赶往灾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与排队捐款捐物献血的好心人，是完全一样的，是息息相通的。
其次显现的是国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对社会发育更有直接意义的是，国家决定以前所未有的信息透明，为所有公民知晓灾情，参与抗震救灾提供了合法性。回顾20天来的情形，国家在公民权利方面所开放的空间，不但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而且在不少具体问题上，国家决策具有“确立先例”的意义，无论信息公开，还是全国哀悼，其里程碑意义可能今天都难以作出准确的估量。
在灾区民众的感召下，在国家的允许和鼓励下，全国民众迸发出极大的“利他主义”激情，这才有了成群的志愿者赶赴灾区，企业和个人踊跃捐款捐物，献血人群排起长队。同时，人们欣喜地看到，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公民所掌握的物质资源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和质量。这不但表明公民有足够的能力，来发挥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且表明公民有明晰的价值观作为自己行为的向导。公民的意识如此明晰，公民的行为如此正面，既证明了国家扩大公民权利空间的正确和合理，非此不足以动员公民力量用于增进公共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传统中国社会“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魔咒，公民的表现为公民未来更大的社会权利和参与空间，作了最好的背书。历史将证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信是2008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成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发现，民间力量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组织化程度提高之后，公民在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一切正面现象给以如雷掌声的同时，也对救灾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一点不当行为，给以暴风雨般的谴责，这才有了成都警方追查防灾帐篷是否被人挪用，四川卫生厅追究工作人员粗暴殴打无意失误的志愿者。
救灾需要社会力量，社会在贡献出巨量的钱财、物品和鲜血之后，也天然具有了监督捐赠物品的权力，由此开始，还将获得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更大的参与权。可以想见，以捐赠财物之多，民间的监督和其他参与必然采取制度化甚或有组织的方式，不仅是网络世界的虚拟形式，还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实体形式。至此，社会建设所需的四方面基本条件大致具备，中国公民社会有了现实的基础。
2008年四川汶川的一场地震何以能够成为中国的社会发育之契机，原因当然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于最近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及其积累，已经到达了阶段转折的关口。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必然伴随个人意识的增强，个人公益心的增强，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增强和个人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增强。所有这一切如果分散在个人心中，是不大容易被感觉的，更难以促成重大生活变化。汶川大地震以其惨烈，激发了潜藏在个人身上的各种因素，使之短时间内汇聚成“民族现象”。这就像过饱和溶液，看上去同普通溶液没有区别，但只要物理条件稍有变化，马上就会析出晶体来。经济改革启动那么多年后，社会建设终于露出端倪，社会管理的体制改革也应该摆上议事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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