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哥哥回来她都会在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活计，风风火火的赶过来，邀请父亲上她家吃饭，当然从来都会被拒绝，因为她是人家的人了。所以赶上做饭时间她就帮忙；遇到饭后，她就一脚门里（听听自己大家庭里的事），一脚门外（人家的人，随时回到夫的家听命），倚着门框跟她的哥哥们聊，每当因为一件事她说话时，我印象中常听她的哥哥们会不屑的回她几句“你知道个啥！”“快回去给你那口子做”……
想起姑姑，高高壮壮的样子，穿三十九码的鞋，觉得很亲。但其实截止到去年她未到花甲之年在老家病逝，我们见面的次数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十余次。这次参加一个社会性别的培训，突然满脑子都是关于姑姑的往事：如她站在叔叔家门边一脚里一脚外的样子；她在叔叔家帮厨麻利的背影；她说话时高高的嗓门。听妈妈说，姑姑生的也不是什么短时间内要命的病，但偏偏把命要了。我试图站在门边，感受姑姑。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北方老家，无论谁问起家庭的兄弟姊妹几人，一般回答都是排除女性的，父亲也一样，每次家里来客人，提起这个话题，他都会回答“我们家弟兄六个”。成年后，一次回老家，在车上我问父亲“爸，你总说你们家兄弟六个，我姑姑排行老几呢？”“论排行她最小，老七，”末了又补充一句“她嫁人了。”
随着父亲年事渐高，每次回老家都需我们鞍前马后的陪同，所以近几年我们回老家的次数也增多了，无论是在家里的老宅院，还是在父亲的长兄家，最常见得就是父亲的弟兄们纷纷聚来围在一张方桌前，点燃纸烟，他们谈话的内容也总像缭绕在房梁的烟雾一般，都是些家族里的家长里短。等妈妈们（注，在我们老家称叔叔或伯伯的妻子为妈）将饭菜做好，端上桌子，他们不用动手，依旧边聊边吃。等他们吃完后，妈妈们又将碗筷收拾下去，将桌子抹净，再泡一壶茶端上桌，算是把他们照顾完了。这时，妈妈们才坐在灶房的一角开始吃饭。姑姑每次听说我父亲——她的哥哥回来都会在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活计，风风火火的赶过来，邀请父亲上她家吃饭，当然从来都会被拒绝，因为她是人家的人了。所以赶上做饭时间她就帮忙；遇到饭后，她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倚着门框跟她的哥哥们聊，每当因为一件事她说话时，我印象中常听她的哥哥们会不屑的回她几句“你知道个啥！”“快回去给你那口子做饭去。”而此时姑姑的嗓门都会既高且大，语速也快，说话更像是在吵架，我虽不能完全听明白家乡话，但我能感受到姑姑不满的情绪，争辩的样子。
父亲回老家还有一件事，像每次的仪式一般，那就是除所有亲戚都能得到一些糖果糕点之类的食品外，必不可少的是给他的兄弟们带礼物，城里人用的家乡还没有的，如电动剃须刀、新式手电筒、茶、烟等，一人一份，另外还要额外给三叔多一些。这是父亲及他兄弟们的心结，因为当年家里人口多，穷的吃糠咽菜，娶媳妇及其困难，到了老三只得让他当了上门女婿。因为这样，父亲每当提起这事就耿耿于怀，仿佛家族耻辱一般。但凡三叔有什么事，父亲就会鼎力相助，钱、物给的最多。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叔儿子结婚，十几岁就从军，从来给母亲都没有买过饰品、也视这类物件为资产阶级奢侈物的父亲破例在城里购得新款的金首饰，送回去给了侄媳妇。又一年，三叔手背上长了一小粉瘤，父亲将他及三妈都接到城里，不仅帮他出钱看病，还带他们到处走走，圆了父亲的一个小小心愿。父亲的所作所为，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不想被人再笑话。”去年前，得知姑姑生病，父亲只是叮咛她的儿子一定要尽孝“对你妈好点。”
父亲耄耋之年，行动很不方便了，乡情不但没减，反倒更增加了几分，时刻惦记老家，惦记他的弟兄们。在他八十寿辰时，我们满足他的又一个愿望，将他的弟兄们全部接到城里，与其说是给他祝寿，不如说让他们旅游一次。就在寿筵上，按家乡的风俗，父亲的兄弟们集体给父亲叩头祝寿，并说些祝福的话，然后每人又各有说辞。这时姑父借着酒劲，拉我到一旁“小琴（我的小名），你问问你爸，你姑姑算什么、他有这个妹子不？！” 再看姑姑，早已泪流满面。寿筵后，议论其这事，其他人都说姑姑是被这样的场面感动的。
姑姑从生病到她去世不足一年，生命体征下降直到消失非常快，完全同她先前高大壮实的身体不匹配。老家的人也这样说。后来，见到姑姑的儿子，他回忆说“我妈犟得很，非要让我把她从医院里接回去——”是什么让姑姑放弃治疗？没人知道，但从她的经历，从他和自己的哥哥们的互动上，总让人心里不是很舒服，想探究点什么。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我们的文化中，规矩和秩序早已被建构，而这一建构就是几千年！男性一定比女性有更高的地位，儿子比女儿一定被赋予更高的价值。他们承载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家族血统的延续一定由男性完成。我们从一出生就被定性，然后又被塑造，按社会的标准和框架。男孩子要成为男子汉，顶天立地，有泪也不能轻弹，他们强意味着家族强，他们弱意味着家族后继乏人，甚至可能断香火。于是因为穷，我的奶奶就生了一个班的儿子，总希望家族越来越兴旺，从父亲兄弟名字中就可见一斑，多是“福”“兴”“旺”等字眼，即便是因为穷，遇到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如三叔当上门女婿）也还会有其他儿子传承家族香火，像是现在的买彩票，总希望有“中奖者”，使家族发扬光大。所以在父亲的大家庭里，爷爷奶奶去世后，他们兄弟按年长年幼担负起家族的重担，每每围坐在一起就是为了家族的事情，无论事情大小。如，谁家的儿子有希望好好培养，将来能上大学;谁家的姑娘疯疯癫癫的，没女娃样，好好说说，只怕将来没人要（嫁不出去）等。对于女性，在老家，她们从小要学做饭、刺绣、要学衲鞋底。长大嫁人后能否生出个儿子，被认为是有没有能耐的金标准。围着锅台转、相夫教子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姑姑是嫁出去的人，要么她帮着妈妈们做饭，要么她一脚门里（听听自己大家里的事），一脚门外（人家的人，随时回到夫的家听命）。我曾经学者姑姑的样子，站在门边，那种担心随时被男人吆喝，进不得又离不得被动尴尬的窘态，一定不是姑姑愿意的。其实，父亲也没有好受到那里去，我常感觉父亲的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
在我的想象当中，姑姑有一个班的哥哥，本应该享受浓浓的亲人间的爱，特别是兄长间的爱，她可以撒娇、无拘无束，哥哥们可以给妹妹聊心里话，说点自己小家的秘密或烦心事。可是没有。哥哥们总是呈现出一幅幅严肃的面孔，一副正经危坐、居高临下的样子，姑姑像其她妈妈们一样，只能围着锅台转，家里遇事先跟弟兄们商量，其次跟儿子商量，女性只有执行，没有参与话语权，更没有决定权了。姑姑的犟、姑姑的大嗓门没有带给她什么，也许她只是本能的抗争，就像姑父借酒发出心底的呼喊。在意识层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在某些方面，几千年的传统束缚也许真的能让亲情隔离、变态，甚至将人毁灭，比如说社会性别根深蒂固的禁锢。
我的奶奶爷爷早已作古了，我已无从跟他们对话，倾听他们的声音。但我感受到了父辈们的挣扎；并且还在继续听到同辈们的“故事”，仍将这种建构有意无意的在“传承”，一个堂哥为了要个儿子，一连生了四个女儿都不甘心，被罚的现在都没有完全翻身；另一个堂哥为了早抱孙子，逼着他儿子未到结婚年龄就按家乡风俗结了婚，生了子。
站在门边，我感受到姑姑内心无意识的苦痛和挣扎；可满房屋缭绕的烟雾也预示了父亲们挥之不去的重压。如果他们能听听姑姑的声音，也许他们肩上的担子能轻些，姑姑的声音能柔和些。
我和我的兄妹们为此正在行动。在父亲八十寿辰时，我们不惜花费，提出父亲的兄弟们同他们的妻子一起来，而且同坐一桌；我们也专门安排这个过程中请姑姑说几句话，表达她的心声；现在再回到老家，我们会做好饭，特意请妈妈们也坐在方桌前，大家一起用餐，尽管她们觉得不自在。
一些统计数据也许能给我们些启示，能让我们有所行动。据统计，中国是唯一一个妇女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另一数据显示，在精神分裂的患者当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人数。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考虑，我们每个人都应意识到无论男人女人从出生那一刻起，性别角色就开始对我们产生影响，影响无处不在。我们必须强调的应该是在人的整个一生中，不必强调人们要与自己的性别角色定型相一致，允许人们自由地选择自己期望的生活方式，无论男女。因此，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权力努力奋斗，为促使性别平等而付出行动。